因为任何人即使是最伟大最贤明的人，也会受个人感情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作出一些不利于民众、不利于国家的事，而法律却是不受主观愿望影响的理性。

而所谓变法、法制改革，也无非是既有利益格局改变的法律表现。而被告则认为：钢琴声是美妙无比的音乐，它可以把人们从苦闷中解脱出来，琴声不是噪音，自己有权喜爱钢琴，也乐于把一技之长奉献给社会。

从而为探索权利冲突的基本成因和相关表现，找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途径奠定了坚实基础。红灯亮时，即为不得行驶车辆的义务。[21] 总之，正确认识高度交往社会的权利相对性、相互性，在权利明晰的情况下，鼓励彼此发生权利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尽可能通过自主协商达成权利交易，并借助于多种可行的法律办法解决权利难题与权利冲突，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所有这些权利似乎都是客观确定的，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也就是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经济商贸活动日益频密，社会交往依存更加密切，知识共享和文化传播更加快捷，法律的调控范围和社会作用也逐渐扩大，与此相伴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人们的权利观念高涨，权利的呼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形形色色的权利冲突问题更成为一个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向法学界提出了亟需我们关注并加以解决的理论课题。

[20]其二，法律关系可以细分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守法关系等。[15] 再以科斯所说的另一个著名案例—火车烧柴和煤溅出火星，可能引燃农田造成农民较大损失—为例来分析，传统观点认为：要么铁路部门的行为是违法的，而农民有权要求法院禁止其侵害。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就此案作出回复：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方角色，如果连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方法和思维方式都存在差异，那么他们如何说到一块去呢？各国之所以让司法资格考试统一起来，就是让三部分人的概念、方法和思维统一起来，成为共同体。把非科班的人放在具有管理性质的法院院长位置上，尽管不合理，但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也可能会是干得不赖的。可是这些是法官职业活动的真正和本质的表现吗？显然不是，法官除了职业思维还剩下什么呢？。假如真理行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有必要代之以权威的行为。

比如德国民法学家卡尔#8226;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作为法科生的教科书，通篇就是讲法律人该怎样思维的方法。[20]亚狄瑟，见前注〔14〕，页48。

如前所述，法律人尽管存在制度角色的差异，也存在若干的思维上的差异，比如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不同于法官的中立义务，又不同于律师的对价性义务，因此他们的思维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这不足以构成对法律人较普遍的思维习惯和特点的否定。其实我们应该承认，不同的法律传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思维方法上的风格，但不等于说法律人没有独特的思维本文希望补充强调的是，如果能够转换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科斯方法仍能提供有意的帮助，仍能建构起科斯本应但却没能提出的完整涵盖法律界权与市场交易的理论框架，仍能更为透彻地理解法律过程及其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关系。（IV）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全部很高，则审慎权衡。

随机影响被设定为零，这也许应当被视为科斯定理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或者，科斯定理可以被改写为：市场交易的效率结果不会受到交易成本之外的任何其他影响。因为未能解释的影响因素越大意味着理论本身解释的能力越低。初始位置的设定，是所有理论构建中最为重要的工作。

三维世界中生产、交易和界权的经济关系，是立体的，而不是一种单线或者单点关系。在这个由法律界权和市场交易两个半环合在一起的环型经济结构中，法律界权过程的结尾提供了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而市场交易过程的尽头反过来为法律界权提供了正当人口。

同样，如果案件的耐心说理能够提高法院的公信力、从而有助于减少日后的无谓诉讼，那么法官的辨法析理即使看似投入了极高的界权成本，也仍然可能因为节省了交易成本而具有经济效率。因为法治一经取代自然状态，取代自然状态的争夺成本就沉没为了历史成本。

作为韦伯世界和科斯世界的结合体，洛克世界是一个法律和市场并存的经济世界。[30]后文将会表明，当界权成本相对过高时，资源处置将会采取市场交易的方式。[46]交易和界权两类成本的存在意味着双方议价和权威定则都可能产生效率影响，因此选择哪一种机制的关键不在于确认何种机制天然优越，而是要在具体语境中比较哪一种机制能够最大化总体社会福利。比如提高诉讼门槛，拒绝介入交易成本较低的私人纠纷，从而迫使私人尽量通过市场交易确定权利归属。四、科斯定理的理论偏差 借助洛克福利函数，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揭示科斯定理的理论偏差，进而重构关于界权原则的法律经济学推论。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进而，应用这一成本比较进路，我们可以在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对比明显的情形下，扼要地勾勒出界权机构进行规则选择的四种类型及其相应的界权原则。而在关注总体社会产品的意义上，科斯又批评庇古纠缠于个人得失和因果关系的小家子气，主张将视野放宽到对于社会整体的效率影响。

[18]详细的论证，参见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同前注[11]。因此对于交易成本较小而界权成本较大的这类案件，最为便捷的解决方式也许就是界权搁置：在立法上对某些问题存而不论，或者在司法上限制案件受理。

[19]库特和尤伦将霍布斯定理作为与科斯定理并列的理论命题，忽略了不同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意义和先后逻辑。很容易据此得出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的权重之比（λ=-β2 C2/β1C1）。

有关的探讨，参见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5]参见Kahneman， Knetsch， and Thaler， supra note[33]。洛克函数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然而无论是否明白这个道理，无论脚踏实地还是眼望星空，实践总会迫使我们作出明智的选择。参见，吉多·卡拉布雷西，道格拉斯·梅拉米德：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性：‘大教堂的一幅景观，凌斌译，载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正如科斯为新古典经济学添加了零交易成本假设而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也应当为新制度经济学增添一个零界权成本假设。通过加入霍布斯条件，剔除自然状态，我们就可以将问题集中于法律和市场这两类常规资源处置机制。

只有将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市场体制的权利界定机制，从而剖析法律运行具有的独特的机会成本，才能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关于法律与市场关系的成见，更好地作出政策分析，更好地理解和改革现有体制。[34] 洛克函数包含了对处置效率产生系统影响的两个基本变量：交易成本（C1）和界权成本（C2）。

同时，由于同样大小的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可能对总社会成本产生不同影响，即存在不同权重，所以是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加权之和决定资源处置的最优位置。只是，问题在于，这两个零成本假设在实践中不能同时存在。

并且由此表明，转换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法律界权而不是市场交易一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的相对效应，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局限，而且将有助于我们修正现有推论，填补这两个理论空白，提出新的、更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命题。问题仅仅在于，是否自觉选择一个视角，以及选择哪个视角。尚且有待回答的是：如果法律是市场的前提，那么什么是法律的前提？ 科斯定理宥于韦伯条件，将法律视为外生和给定的默认前提，因此未能提供分析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的界权成本的理论工具。[39]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凌斌，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18]借助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本文尝试为以法律与市场作为内生变量的三维世界，构建其初始位置：霍布斯条件。

这两个问题的具体回答，将取决于具体情境的约束条件。而且，由此导致的往往是并不可欲的实践结果。

后文将会进一步看到，这一表达式自然涵盖了以往为确保科斯定理成立而增加的理论限定。【注释】 [1]《商君书·更法》，见张觉：《商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页。